8月14日晚间，电视剧《孤舟》在江苏卫视播出第17集和第18集。在最新的剧情内容当中，“八号细胞”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和老编我的推测一致，他就是胡之平。这个“八号细胞”是该剧大反派周知非的重要砝码。两人之间，真的是保持着非必要不见面的原则。然而，在最新的剧情内容当中，俩特务，竟然因为两罐奶粉，而见面了。
这场戏，让部分剧迷发笑了。在这批剧迷看来，两罐奶粉，是非常小的事情，胡之平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而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来见周知非。我感觉，因此而发笑的剧迷，应该是没有看懂这个桥段的深意。这一处，为了两罐奶粉而冒死相见，才是该剧真正高级的地方。
一般的谍战剧，讲的都是谍战故事，是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些谍战剧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剧作当中的角色，组织性要大于自身性。比如，很多谍战剧作品当中，日寇人员的组织性就远远大于自身性。在谍战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自我感的，他们都是为天皇效力、死而后已的。
但是，在哲学意义上，就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谍战状态之下，谍战工作者的组织性更大，还是自身性更大呢？其实，国际上很多前沿的谍战小说、谍战影视剧作品，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勒卡雷的小说《柏林谍影》。我感觉，这部《柏林谍影》最大的精髓就在于，它从特工的视角发问，我是谁，我到底在为谁服务，我的自身性，能不能大于组织性等等。
在电视剧《孤舟》当中，其实也若隐若现地出现了这个层面上的思考。比如说。周知非阻止翁太营救重庆来的谈判员，原因也简单，这个谈判员是来和日寇谈合作的。周知非认为，翁太作为谍战特工人员，最终的目的是抗日，所以，应该拒绝上司的营救命令。思考什么才是正义的，是自身性。而接受上司任务指派，则是组织性。
我们重新回到《孤舟》当中，两个特务冒死相见的场景前后。胡之平的孩子没有奶粉喝了，孩子母亲没有母乳，而在苏州，一般人又买不到奶粉。因此，胡之平继续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奶粉。这是胡之平的自身性问题。而胡之平和周知非私下相见，则是谍战的组织性问题，尤其是归属于周知非汪伪方面的组织性问题。自身性的问题，是否可以大于组织性的问题？为了个人私利，而暴露组织关系，是否可行呢？
无论是胡之平方面，还是周知非方面，他们都选择了见面。继而，周知非更是选择了二次见面，帮助胡之平搞到了两罐奶粉。这两次见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谍战任务的，他们有的，就是完成自身性的一些问题。在这两个反派特工这里，自身性大于了组织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而且，这类思考，容易进入到悖论状态。
我再举个例子。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当中，1942年的河南，大旱，老百姓快要饿死了。蒋委员长方面，并不积极救灾，而是要把河南饿殍遍地的烂摊子留给日寇。日寇真的进来了。他们给这群饥民发粮食。而这群饥民，竟然成了日寇的带路党，谁给粮食，就听谁的。
对于饥民而言，解决饥饿问题，便是自己的自身性问题。而给谁带路的问题，则是典型的组织性问题——中国人，能否给日寇带路呢？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悖论。在饥饿状态之下，日寇给粮食吃了，能不能给日寇带路，追着蒋委员长的军队打呢？这之所以是悖论，实在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获得纸面上的答案，只能在实际操作当中见分晓。
回到《孤舟》的这两罐奶粉当中来。无论是胡之平，还是周知非，在他们那里，自身性早就大于组织性了。这两罐奶粉，未尝不是《温故一九四二》当中的粮食。自身性和组织性，到底谁更大呢？小说和影视剧作品，都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刘震云先生在《温故一九四二》当中发问，但刘震云先生自己也无法作答。勒卡雷在《柏林谍影》当中发问，但勒卡雷也无法作答。
《孤舟》当中，这两罐奶粉，惊鸿一瞥，但编剧导演，也无法对这个哲学问题进行作答。很多优秀的小说和影视剧，是在哲学停止的地方跳舞。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内容。（文/马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