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聚焦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今日影评》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真论电影——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深度对话录》，三问中国电影，共话电影发展得失，绘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栏目组将陆续推送系列节目完整采访文稿，敬请期待。本期对话嘉宾：导演、编剧 董润年。
主持人晓丽（下文简称晓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编剧、导演董润年。这次来到金鸡奖参与的活动特别多，有鼓浪屿论坛、编导演论坛，那么，您自己持有的核心的观察和输出的观点是什么？
董润年：谢谢晓丽。其实，从疫情之前我由编剧转为导演开始，从整个疫情期间到创作《年会不能停！》，是市场激励我们发展新的创作。在这几年里，我观察到整个电影市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对我而言最大的变化是观众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高度发展，以及互联网视听产品的极度丰富。普通观众从以前较为块状地接受信息和欣赏娱乐产品，发展到现在更加碎片化地接收信息。这种变化也导致了情感反馈的方式变得更加实时和直接。此外，更年轻一代的观众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影视消费的主流。这些变化对我来说既充满挑战，又极具研究价值，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晓丽：您刚才提到了观众似乎在碎片化的阅读，但我们现在在电影的评论和反馈当中，观众又特别不喜欢用梗堆砌起来的喜剧作品，您如何理解之间的关系呢？
董润年： 我觉得这其中存在一个信息差的问题。我们每次说观众现在的欣赏习惯逐渐碎片化，习惯于观看短视频或微短剧时，作为创作者，我们传统上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创作只需将完整的内容分割成一个个梗，其实不是的，它是一种信息大量压缩与叠加的呈现方式。我们现在观看短视频时，会发现它单位时间内的信息量非常大。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将原本完整的叙事切割成更短的段落来呈现给观众，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观众的信息接收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可以同时观看画面、听声音、阅读弹幕，甚至自己发表弹幕，同时可能还在做其他事情。每个观众的接受习惯和注意力分散程度都在增加。这要求传统的影视创作，尤其是电影创作，必须加快节奏，增加有效信息量。我们必须依靠更多的信息来吸引和引领观众，让他们能够全程投入电影，而不是在电影院里看一会儿就拿出手机来玩。
晓丽：我们具体地结合您的《年会不能停！》这个作品来说，想问问您在编剧和导演的阶段，是先有的完整的故事，还是在生活中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喜剧的梗，然后想把它融合成一个故事？
董润年：《年会不能停！》的创作过程历经了漫长的阶段，纯粹的剧本写作时间就长达两年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推出新版本，推翻并重构原有的结构，甚至更换了主角。因为对我而言，类型电影的创作，特别是面向市场的电影，题材的选择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选择这个题材，不仅是因为它讲述了打工人的职场故事，更深层次地，我们想探讨这个时代每个打工人所面临的挑战和处境，这个题材与当下的城市年轻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选定题材后，我们开始思考用何种类型片的形式来呈现。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表现职场的喜剧了，观众虽然一直热爱喜剧，但喜剧演员、创作者和作品团队却相对有限。我觉得观众需要新的类型、新的喜剧人或新的呈现方式。我与我的搭档在感性的创作之外，理性地探讨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戏？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戏的整体方向和结构，而不是其中具体的桥段或喜剧梗。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喜剧。我理解的结构性喜剧，不是由一两句台词或一段梗组成的，而是由纯粹的喜剧情境、荒谬和错位的情境以及错位的人物关系构成的。当以这些架构作为基础时，人物做正常的事情、说正常的话，也可能形成喜剧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状态。
喜剧创作其实非常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当我刻意追求喜剧效果时，写出来的内容往往很糟糕，完全不好笑。反而，当我忘记搞笑，不去想具体哪句话或哪个事能让观众笑，而是从戏剧的基本原理出发，考虑人物关系、矛盾和环境时，往往能达到很好的喜剧效果。
晓丽：那么，当您在创作互联网大厂这样一个年轻的生态语境时，你们怎么了解95后、00后这些年轻化的员工的？
董润年：这个故事最初源于我与高中同学聚会时，他们分享的职场轶事，特别是那些互联网的专有术语，即所谓的大厂黑话。由于我高中学的是理科，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从事理科工作，其中很多已成为各大厂的重要程序员，当他们讲述这些互联网企业文化的起源时，我非常感兴趣。这些词，每个字我都懂，但组合在一起却让人不明觉厉。不过，我觉得其中一些词汇非常形象，比如“颗粒度”。从那时起，我对这种互联网职场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并决定以此为背景创作一个故事。于是，我开始进行调研和采访，先从这些同学开始，然后通过他们接触到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段的员工。包括我们自己工作创作中也会接触到一些平台型公司，我对他们的文化也感到很有趣。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些原本在学校里充满激情和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在毕业后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几年后，气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待问题、理解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
其实，《肖申克的救赎》和《教父》等很多经典电影都在探讨某种系统或环境如何改变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具有意义的话题。因为每个年轻人进入社会后，无论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会面临规则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我拍的第一部长片《被光抓走的人》，虽然用了一个科幻前提，但本质上也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年会不能停！》依旧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进入社会后，与我们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的可能不再是家人，而是身边一起工作的同事。这种关系在我们生命中至少在一个阶段特别重要，它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采访这些大厂朋友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与我们创作者的传统习惯逻辑不太一样，他们是一种大数据时代的结果导向的思维逻辑，是一种很理性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当然，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使人类本性受到压抑的一面。但恰恰是这些使我们的本性发生改变的地方，才是真正产生喜剧的地方。因为这种错位、荒谬，虽然我们每个人单独拿出来都觉得它很荒谬，但当我们身处这个环境，理性分析时，又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觉得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喜剧电影还是其他题材的电影，这都是我想进一步挖掘和讨论的一个话题。
晓丽：刚才讲到了您在这部作品中从编剧变成了导演，不仅仅要开始在剧本阶段摄入，还要负责选人来出演您的作品。那么您的选人标准是什么？现在一些电影邀请许多喜剧人大联动，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董润年：你这个问题相当尖锐，让我换个角度来表达我的看法。我最早涉足编剧行业，是从情景喜剧开始的，创作了好几部情景喜剧。之后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我都参与了不少喜剧作品的创作。我一直在观察观众喜爱的喜剧，尤其是那些特别深入人心的作品，从创作的各个层面分析它们的特点，包括演员层面。提到中国的情景喜剧，我觉得最成功的两部作品一个是《我爱我家》，一个是《武林外传》。这两部作品通过情景喜剧的形式让观众认识了许多优秀的演员。《我爱我家》中的主演都是上一代最优秀的话剧演员，而《武林外传》中的姚晨、沙溢等演员也凭借这部剧深入人心。还有《爱情公寓》中的孙艺洲，也是从这部剧中走出来的。由此可见，一部好的喜剧能够向观众介绍许多优秀的演员，而这些演员未来并不局限于喜剧领域。
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很多优秀的戏剧演员，甚至那些以前主要演正剧的演员，只要表演有特点，对表演理解深刻，能够塑造人物形象，其实都可能演好喜剧。当然，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创作方向，但我们在寻找和讨论演员时，首要逻辑是考虑哪位演员最能贴近我们创作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喜剧属性。当然，在《年会不能停！》里有很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和脱口秀节目中的演员，但是在选择他们时，我们并不是看重他们的喜剧属性或名气，而是通过与他们的接触，逐渐了解他们，包括对他们的形象认知，认为他们符合我心目中的角色形象。
晓丽：其实无论是上一部《被光抓走的人》的比较严肃的叙事，还是这一部《年会不能停！》的欢乐喜剧，我觉得在您身上始终有传媒大学学生所特有的对社会的观察力，希望你的下一部作品尽快跟大家见面。
董润年：谢谢大家，再见！
